找回人民?
2020-10-12 07:34

找回人民?

虎嗅注:民粹主義被視為是攪動西方民主的主要禍首。但若僅僅將民粹主義看成一種領袖操縱下的群氓躁動,抑或是全球化的諸般問題在政治領域的一時投射,顯然不足以揭示民粹主義的深層根源。本文作者從“民主的悖論”這一視角,探討了民粹主義“找回人民”的訴求與民主自身難題的內在關聯。這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民粹主義政治的發生機理,也引發對民主及民主理論的重新審視。


本文首發于《讀書》2020年9月新刊,授權虎嗅轉載,原標題《找回人民?——民粹主義與“民主的悖論”》。更多文章,可訂閱購買《讀書》雜志或關注微信公眾號“讀書雜志”(ID: dushu_magazine)。


作者|聶智琪

頭圖|CFP.CN


二〇二〇年新年伊始,英國脫歐終于塵埃落定。昔日的大英帝國轉身離去的側影或許讓不少人黯然神傷。有人感傷之余反思今日之果,大概又要追溯到新世紀以來在歐美聲勢日隆的民粹主義。認為正是具有盲目排外、群氓躁動等一系列非理性政治特征的民粹主義,推動英國最終走向了逆全球化的歧路。這種理解恰也反映了人們對于最近二十年攪動歐美民主的民粹主義政治的主流看法。


民粹主義的初衷或許是以民為“精粹”,但是這一標簽已然化身為民主異化的政治符號,對它的全然否定甚至成為主流民主話語下的政治正確。不過問題在于,僅僅將民粹主義的興起歸結為對民眾激情的政治操縱,進而將其貶低為一種政治病癥,顯然無法充分解釋民粹主義在主流話語和政治實踐上呈現出的巨大反差,即為何長久浸淫于成熟民主體制的選民,會突然之間喪失政治判斷力轉而支持民粹主義?或許有人會說,此次民粹主義浪潮與全球化所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息息相關。


這種解釋當然有其道理,但它僅僅將民粹主義視為社會經濟問題在政治領域的一時投射,就忽視了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民粹主義是否與民主本身的進程相關?或者說,民粹主義是否是民主自身投下的永恒伴影?


正是基于這一問題意識,以卡農范、穆德、阿迪蒂為代表的學者提醒我們關注民粹主義與民主之間的潛在關聯,甚至試圖挖掘民粹主義之于民主的正面價值。


例如卡農范指出,民主本身就存在救贖性和經驗性的雙重面相,民粹主義的興起與內在于民主的這種張力密切相關。而在穆德看來,民粹主義既是一種對民主的威脅,也可能是一種矯正民主的方案。阿迪蒂則以一個生動的比喻道出了他對民粹主義的同情:民粹主義就像一個宴會上的醉酒客人,他的話語粗魯,卻觸及了真相——自由民主已經忘卻了人民主權的初心。


民粹主義絕不僅僅是一時的政治躁動,而是對現代民主自身難以擺脫的內在困境的反應。隨著討論的深入,在這些誘發民粹主義的民主難題中,人們越來越關注民主的悖論這一最具挑戰性的問題。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民主悖論成為民粹主義興起的深層根源?


依卡農范之見,這一悖論常被人指為現代民主本身的復合式結構,其中的兩大支柱——自由主義和人民主權——的張力始終存在。在當代法國思想家羅桑瓦龍看來,這種對峙性沖突早在現代民主肇始之初就已經存在。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激進民主派和以基佐為代表的理性自由主義的相互激蕩,長期主導著法國的政治轉型。當前者指責后者從根本上拋棄了人民主權的原則時,后者則批評前者必然會墮入一種非理性的恐怖政治。


不過揆諸歷史,在漫長的民主歷程中,從法國大革命的悲劇到“二戰”中的極權民主實踐,人民主權原則似乎背負了更多的壞名聲,以至于“二戰”之后尤其是歐洲的民主實踐普遍導向了強調人權和憲法優先的法治國模式。這種轉變甚至導致了關于歐美民主的傳統印象的再次翻轉。


依慣常之見,美國一向被視為以憲法約束人民主權的典范,其對司法審查、權力制衡等的強調使其帶有更明顯的反多數特征,從而區別于因陷于激進的人民主權導致極權悲劇的大陸民主模式。而如今,歐盟日益邁向一種以技術官僚為主導的理性治理模式,相形之下,美國反倒呈現出一種保守特征,這種保守的對象不是通常所指的個人自治意義上的權利,而恰恰是被當今歐洲逐漸淡忘的集體性的人民主權原則。


《民粹主義》(Populism),瑪格麗特·卡農范(Margaret Canovan,1939-2018,英國基爾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阿倫特政治思想、民粹主義)著


美國憲法學家阿克曼就曾指出,美國的政治傳統允許人民在例外狀態下突破修憲規范直接出場,對包括權利在內的任何憲法性問題予以重新界定,而德國基于對納粹的反思所制定的憲法,卻規定了任何人都不能改變的基本權利。近來美國學者卡恩基于對施密特的政治神學的獨特解讀,更是進一步挑明了美國相對于當代歐洲的例外論特征:“歐盟在追求一種沒有主權的政治——沒有例外的法律。然而,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任何一種對于我們的政治制度或我們的政治想象的戰后重構。我們依然是一個‘例外的’國家,因為我們從未放棄我們對自己主權的信仰?!保ā墩紊駥W》,17頁)


換言之,當歐洲普遍走向了對于超越法律的主權者行動的否定,美國對于法律的理解依然與人民主權和自我統治這些民主原則密切相關,而不僅僅是將其歸結為人民意志之外的理性。例如,美國對于國際法的抵觸看上去與歐洲的潮流格格不入,其實是因為美國人將法律視為人民主權的產物,從而無法理解“一種在主權者那里沒有淵源的規范系統如何能構成法律”(同上,12頁)。同樣,美國的司法審查雖然指向的是對議會多數的制衡,但其合法性卻來自對一個超越世代的人民聲音的捍衛。與之對比的是,為歐洲國家所青睞的憲法法院則是奠基于個人權利而非人民主權之上。


阿克曼和卡恩對歐美在民主理念和實踐上的差異的闡釋或許有可商榷之處,但有一點很明確:現代民主工程本身被視為是個矛盾的結構,而不同國家所展現出的民主樣式和具體后果,則與自由主義和人民主權這兩種力量的此消彼長密切相關。


當人民主權被自由主義過度壓制,民粹主義便可能成為民主主義者 “找回人民”的武器。有論者就指出,時下理性自由主義已經進一步蛻變為去政治化的技術專家統治,以至于激發了民粹主義的激烈反彈。在當代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就被視為是對歐盟日益走向技術專家統治的一種反抗。


所謂的光榮孤立與退群的背后,“找回人民”甚至成為左右翼共同行動的動力。例如法國右翼民粹主義領導人勒龐宣稱其倡導的只是人民主權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以反對歐洲層面的專家治國?!皠驅W派”的代表人物塔克雖然身處左翼傳統,卻同樣大力鼓吹脫歐乃是英國人民從歐盟奪回人民主權的政治決斷。他甚至提醒那些支持英國留歐的左翼人士,脫歐并不是中了 “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之毒,而是重新召喚本來就屬于歐洲政治傳統的人民主權原則。

 

《政治神學:新主權概念四論》(Political theology : four new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美]保羅·卡恩(Paul Kahn)著,鄭琪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來源:douban.com)


將民粹主義的根源追溯到現代民主的悖論式結構,這種思路固然有助于認真對待民粹主義及其所揭示出的民主實踐的問題,但是也可能導致一個新的危險:試圖“找回人民”的民粹主義與同樣主張“人民統治”的民主的差異被模糊了,以至于本應該予以警惕的民粹主義成為民主的代名詞,而這很可能又將民主引向另一個極端。因此,米勒和烏爾碧娜緹都不約而同地批評將現代民主理解為自由加民主的悖論式結構的觀點,認為民主本身就應該是自由的和多元主義的。


例如米勒主張在多元和復數的意義上來理解人民,以區別于民粹主義強調的同質性的人民觀??瓷先ミ@種多元人民觀很有理論上的吸引力。因為這一理解不僅注意到了澄清民主與民粹主義區別的重要性,而且將自由民主體制的合法性直接建立在“人民”的基礎之上,而非依循傳統的“以自由節制人民主權”的思路,從而有助于規避激進民主對其“壓制人民”的指責。就此而言,針對民粹主義“找回人民”的激進方案,自由民主的回應無須重談“人民暴政”的老調進而刻意回避人民話語,而是擁抱一種多元和復數意義上的人民。換言之,如果人民本來就一直在那兒,民粹主義“找回人民”的訴求就喪失了合法性。


通過爭奪對人民的闡釋權,米勒試圖徹底斬斷民主與民粹主義之間曖昧不清的關聯。這種畢其功于一役的理論抱負固然令人欽佩,但是也使其論述顯得有些粗略。一個更為深層的理論問題是:提倡一種復數意義上的人民觀是否真的足以化解民主的內在困境,進而防范民粹主義對民主的侵蝕?


誠然,在英語語境中將人民視為多元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一種理解,因為 people本身就是復數形式的集合體。而與之構成鮮明對比的是,無論是拉丁文的 populous,還是歐洲多數民族使用的“人民”一詞(如意大利語的 popolo、法語的 peuple和德語的 Volk等)都指向一種單數的人民,后者甚至與民粹主義的人民觀頗有吻合之處。但是一直致力于恢復歐陸民主之于現代民主理論的獨特價值的羅桑瓦龍指出,英美政治思想對人民的復數化理解并沒有把握住現代民主的核心問題,即如何從一個紛繁多樣的民主社會中產生出一種整體性的人民政治。


對于羅桑瓦龍而言,對激進民主導致的極權主義的反思并不意味著都要導向自由主義一邊。事實上只要民主是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的存在樣式,就勢必無法擺脫對于一種整體上的人民的需要。例如,無論是自由主義強調的憲法還是哈貝馬斯所青睞的民主商談程序,雖然基于利益多元或政治多元的不同視角都試圖容納一種復數意義上的人民,但是這一憲法和商談程序本身卻預設了一個就其達成共識的統一的人民(雖然這種民主之下的整體性人民與民粹主義的單數人民的差別仍有待給出理論上的澄清)。


當代法國思想家皮埃爾·羅桑瓦龍(Pierre Rosenvalon)


而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從“統一”還是“多元”的角度來理解人民,都會遇到一個迄今為止被民主理論嚴重忽視且殊難化解的悖論——人民的邊界難題(boundary problem)。這一難題指向的是人民本身在構成上的困境,有時也被稱為人民的不確定性悖論。某種意義上,這一潛藏于人民自身的悖論比前面提及的自由主義與人民主權之爭更為棘手。


具體來說,根據通常對民主的理解,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來源于人民的同意。但是人們往往對賦予制度以合法性的主體即人民的合法性缺乏關注,從而忽視了對如下問題的追問:人民自身又是如何構成的?換言之,人民也需要通過民主的方式來界定。


但遺憾的是,在實際的民主實踐中,這個“人民”卻常常要訴諸地理、歷史、制度甚至強制性力量的事先規定。這就導致了另一個民主理論自身難以克服的悖論:被視為對權力與制度賦予合法性的人民本身卻面臨合法性的質疑。對此難題,民主理論大師達爾也深感頭疼,甚至將其視為民主理論的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在現實的世界里,就民主的目的而言,‘人民 ’是由什么構成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更有可能來自政治行動和沖突,而非基于民主原則和實踐的理性推論,而這又常常伴隨著暴力和強制力。正如我們所見,在解決這一特定問題方面,民主理論無法給我們更多的指引?!?/p>


《什么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德]揚-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üller)著,錢靜遠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來源:douban.com)


學界迄今對這一難題的認識仍流于表面甚至于產生誤解,從而嚴重低估了其對于民主理論的重要性。例如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義》中雖然也提到了這一邊界難題對民主造成的困境,但他只是將其理解為民族國家的地理邊界所導致的公民資格問題,認為除非倡導一種世界主義,否則民主理論不可能就此給出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而現實中恰當的回應之道也只能是由現有共同體的成員與希望加入的成員開放性地加以協商和討論。


當然,現實的民主體制確實都預設了一個特定民族國家邊界之內的人民,因此即使是像《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那樣的經典文獻看上去宣告的是普世的人權,其實際的民主設計也是指向特定疆域里的人民。這種地理邊界通常有助于建構一種相對同質的人民共同體,且往往又離不開歷史傳統甚至是暴力征服的影響。這不僅使其難以獲得民主規范的辯護,也使民主與同樣強調邊界和排斥的民粹主義難以區分。而在實踐層面,對于那些新獨立的轉型國家,這種人民的邊界難題甚至會帶來暴力沖突和種族清洗,導致邁克爾·曼所說的“民主的陰暗面”。


《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英]邁克爾·曼著,嚴春松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來源:douban.com)


不過整體上如果邊界難題只是指向民族國家的地理因素所導致的困境,其實問題還沒那么嚴重。因為,在規范層面,民主理論的回應既可以訴諸激進的世界主義,也就是通過構想一種世界公民的圖景來從根本上化解這一難題;也可以提出更穩健一點的主張如“所有受到決策影響的人都應該納入人民范圍”的原則,以此超越民族國家對于人民范圍的狹隘設定。


而在事實層面,即使起初民族國家的人民的形成無法擺脫歷史和強力的束縛,考慮到所有現實的民主國家都難免這一難題,且這種束縛只限于開端或罕見的時刻,規范性的民主理論也只能將這一事實懸置,去探討在此之后的人民如何進行民主決策的問題——這恰恰是當代理論采取的主流思路。例如羅爾斯就承認并不存在一個人們通過完全自愿而形成的社會,因此政治哲學只能將現有的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梢?,對于羅爾斯而言,人民本身的構成被視為是外在于民主的問題,而不被納入其規范性的討論視野。


但事實上,這樣就大大低估了這一內生于民主的根本性困境對于民主理論和實踐所造成的挑戰。因為,邊界難題并不局限于建國或者罕見的時刻,其中的“邊界”也不僅僅是指地理意義上的。它其實貫穿于民主的整個過程,當特定的政治共同體形成之后,人民依然持續面臨關于其自身構成的正當性拷問。在這里,帶有強制意味的地理邊界不再構成對人民的主要約束,而是代之以民主制度本身。


自此便面臨一個更難化解的制度與人民之間的惡性循環:民主之下的制度合法性需要人民來賦予,但與此同時這個需要對制度賦權的人民本身的構成(如選民的資格)又需要制度來界定。可見,即使是激進的世界主義方案能夠成為現實,這種包容全世界的公民資格理論也不能在根本上化解這一悖論。因為人民依然持續面臨如何通過制度來界定自身的困境。換言之,我們無法僅通過投票的方式來決定誰屬于那個能夠就該問題投票的人民。例如,當要決定選民年齡是否要從十八歲降到十六歲,制度與人民的循環就出現了??紤]到實際中的政治共同體隨時會有人退出和加入,這種人民與制度的惡性循環就更加令人困擾了。


《社會契約論》,[法] 讓-雅克·盧梭著,黃小彥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來源:douban.com)


值得一提的是,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中談到了類似的困境:“為了人民在形成之初就看到成熟的政治原則,接受治國方略的基本統治,結果就必須成為原因:本應由新的社會機構產生的社會精神必須在機構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在法律誕生前人民就得已經成為該法的治下之民?!?/p>


盧梭的意思是,為了讓人民能夠真正勝任體現公意的立法工作,就必須首先要有一個能產生這樣的人民的法律,但是好的法律本身又是由這種有美德的人民來制定的。盧梭在這里面臨的兩難處境是:好的人民與好的法律,到底孰先孰后?一種主流的看法認為,為了化解這一循環,盧梭最終訴諸一個在法律產生之前能夠對人民予以引導的公正的立法者。但是引入一個外在于人民的立法者與盧梭主張的人民主權原則并不相符。


當然,嚴格講,盧梭這里觸及的是好的法律與好的人民之間的循環問題,而不是更為基本的制度與人民的循環困境。換言之,即使碰巧存在有美德的人民,并由其制定出一個公正的法律,但是這個人民本身的范圍依然無法擺脫是由制度預先確定,還是任由傳統甚至是暴力因素主導的困境。


可見,民主理論的中心地帶其實存在一個難以化解的邊界難題:人民自身的構成難以通過民主的方式得到辯護。如果說民主理論存在諸多悖論,邊界難題可能是最為根本性的。因為人民是民主的邏輯起點,如果連人民自身都面臨無法擺脫的循環困境,更遑論對其他問題甚至是悖論的化解。即使自由與民主的張力得以緩解(例如通過哈貝馬斯提出的人權與人民主權的共源說),人民的邊界難題也依然存在。此外,如果說諸如人權與人民主權之爭這樣的難題,處理的只是兩種不同的事物之間的關系,邊界難題卻是一種循環悖論,這顯然是傳統的民主理論更加難以應對的。


《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德]哈貝馬斯著,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來源:thepaper.cn)


或許正因如此,這一悖論長期以來并沒有受到民主理論應有的關注,以至于達爾慨嘆歷史上那些偉大思想家幾乎都對此忽略不顧了。這種理論上的忽視導致我們無法有效診斷和應對其對制度和人民的合法性所提出的重大挑戰,進而成為誘發民粹主義極端回應的深層根源。就制度而言,如果作為授權主體的人民本身存在合法性的問題,那么經由其同意的制度的民主合法性就令人懷疑了。


達爾就指出:“組成某一政治體系的人以無法證明其正當性的方式結合起來,在這種意義上,那一體系的民主價值就被降低了?!憋@然,制度合法性的降低會誘發民粹主義的反建制傾向。而人民本身構成的困境也可能推動民粹主義去找尋純粹的人民。


在當代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追求一種擁有共同文化或種族特征的民族意義上的人民;拉美的左翼民粹主義則試圖從階級的維度構想一種統一的人民??梢哉f,民粹主義這種對純粹人民的執著追求恰恰反映了民主之下的 “人民的不確定性”所引發的焦慮。


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1915-2014,來源:latimes.com)


不過遺憾的是,當民粹主義以“找回人民”的訴求來回應現代民主的困境,在本應對此現狀予以嚴肅反思的當代民主理論中,“人民”卻被邊緣化了。


且不說傳統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其他諸如參與式民主、協商民主和認識論民主等理論流派,雖然都旨在彌補或者是糾偏自由主義民主,但其核心論述都是圍繞“參與、協商和真理”等話語展開,從而有意無意地繞開了“人民”這一民主理論中最為核心的概念。確實,相較于之前的國王,集體性的人民面目模糊不清,容易被人篡改和利用,以至于越來越淪落為民主時代的一個高貴的謊言,抑或是帶有壓制性的因而是需要警惕甚至拋棄的一個危險概念。


但是一種拋棄了人民的民主理論,如何能有效回應民粹主義的挑戰?因此,雖然民粹主義給出的方案值得警惕,但是從中若可以反觀民主內在的張力和悖論,進而從理論上予以恰當回應,或許是當下民主理論的進展上最可期待的。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在勇于“找回人民”的同時重新闡釋人民的概念,從而將民主真正建立在人民的根基之上。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立場。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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